1946年，我所在的晋绥边区公安总局保卫队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兰马村驻防，并开展农业生产。兰马村位于兴县黑茶山脚下的西麓，距离兴县县城和位于城西的中共中央晋绥分局、晋绥边区政府、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蔡家崖村均为70里路。
   4月8日午饭后，下起了大雨，电闪雷鸣，不一会就爆发了山洪。整个黑茶山被浓雾所笼罩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下午4时左右，在雷鸣声中,我们隐隐约约听到飞机的轰鸣声，有的战友说敌人的飞机又来捣乱了，也有的说是打雷的声音，这么恶劣的天气不可能是飞机。隔了大约一、两分钟左右，又听到轰鸣声，这次大家都一致确认是飞机的声音，随后听到黑茶山上一声类似炸弹爆炸的巨响，就再也听不到飞机的声音了。因那时敌机三天两头到我解放区轰炸骚扰，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，不以为然了。有些同志还说敌人的飞机在大雨天跑到大山里扔炸弹，是鸡蛋里挑骨头，没事找事。
   第二天一大早，因刚下过大雨，不能下地劳动，指导员乔志明（解放后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，文革后任四川省副省长）就宣布：今天休息一天，洗衣服，整理内务。不洗衣服的同志愿意上山野游的，可以和他一起到黑茶庙看看，碰到野猪、狍子就顺便打了，回来改善生活。我们十几个战友便随乔志明上山了。在距黑茶山还有半里多路时，闻到了浓烈的汽油味，大家疑惑山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汽油味？便快速向山顶爬去，爬上山顶后看到半山坡另一面的森林着了大火，山坡下有不少老乡来回跑动、大声说话。当时我们还在想，昨天下着大雨，山上的森林怎么会着火呢？绕到山的东边，看到几十米外有一架美式军用飞机（Ｃ－47运输机），已断成两截，个别地方还在燃烧，火苗窜得很高，气味难闻。又往山下走了十几米，看到半山坡上东一个西一个地有十几具遗体，包括两个小孩的遗体，全都散落在飞机遗骸的左右，距离最远的是甩在几十米外的杂树丛中，有的已经被烧得辨别不清模样了，情景十分惨烈。遗体周围散落有好几个文件箱，大家翻看文件时，发现都是有关“三人和平小组”的文件。乔志明说：“不好，这是咱们在重庆参加和平谈判的人员出事了。”又仔细查看散落在现场的物品，从中发现了叶挺的照片，经查对遗体，确认了叶挺和王若飞的遗体后，乔志明肯定地说：  “没有错，是咱们的人。”命令我们把在现场“发洋财”的老乡劝走，告诉他们失事的飞机上坐的是我们自己的人，把拿走的东西都放下，并让同来的同志在失事现场执行警戒任务，不准任何人走近现场周围。他自己下山到司令部汇报。
   我们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同时，顺便向周围围观的老乡了解飞机失事的情况（我们驻防在黑茶山西边，飞机是在黑茶山的东边失事的，在现场的老乡都住在黑茶山脚之东）。据老乡说：当时，雨下得很大，山上下大雪，起了大雾，黑糊糊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飞机好象飞下沟滩要降落的样子，转了一圈又向西山飞上去，进入浓雾之中，就看不见了，紧接着就听到一阵剧烈的爆炸声，飞机声随即消失了。当时我们都很惊慌，不知道黑茶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谁也不敢上去看。从目击者介绍的情况和飞机失事的现场分析看，飞机可能是迷失了方向，发现方向错了之后，又掉头向西山飞去，因雾大，能见度低，误撞在黑茶山侧峰山顶南坡的一块巨石上坠毁。如果飞机再往上飞50米，就不会出事了。
   乔志明回到兰马村后，因当时没有通讯工具，山沟里交通又很不方便，只好找了一匹马，急忙向70里外的司令部驻地赶去，等到了之后，已经是8日的晚上。司令部根据乔志明汇报的消息，马上给延安和重庆发电报，报告在黑茶山发现飞机失事，机毁人亡。同时告诉乔志明，延安和重庆都来电询问飞机的事，己经两天没有这架飞机的消息，当时估计是在吕梁山地区出事了。
   4月10日中午前，贺龙、吴新玉（时任边区主席）、李井泉、谭政文等晋绥边区及公安总局的主要领导20多人，带领一个警卫排赶到现场，首长们看到现场的惨状，都痛哭不止。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一起遇难，是一起极其惨痛的不幸事件，是我党的一个巨大损失。经首长们认真仔细地辩认，遇难者是中共中央委员博古（秦邦宪）、王若飞；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；原新四军军长叶挺，叶挺夫人李秀文，女儿扬眉（11岁），儿子阿九（3岁）；爱国进步教育家黄齐生先生（王若飞之舅父），黄晓庄（黄齐生之孙）；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；魏万吉（王若飞随从）；赵登俊（博古随从）；高琼（阿九之保姆），共13人。美方人员是（机组人员）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兰奇上尉及瓦伊斯上士、迈欧、马尔丁4人。全部遇难人员共17人。
随后，由司令部派上山的同志接替我们，由他们把遇难者的遗体运回司令部，装入灵柩，运到山西岚县机场，等待重庆派飞机来接。
   4月18日，晋绥边区党政军领导和万余名群众，哀送“四·八”烈士灵柩回延安（美方机组人员兰奇上尉等4人的遗体，19日由延安运往重庆）。